（一）制作与评论的互动和对话，一直不够。我个人鼓励积极的对话，出于两方面的设想：1，制作领域的话语表述及逻辑有些混乱，需要一些外部力量来“服务/协助/刺激……”作者-作品的对话及作品的社会对话等；2，评论领域未能为制作提供动态的理论力量，近些年的评论基本未能跟进新制作类型，尚谈不上对其提供理论支撑，甚至缺少必要的对话；有些评论是跟在电影节后面“迟到的观察”，缺失“判决/裁定”的先见之明，部分类似于电影节报道。（当然我个人强烈反对中国独立电影的价值体系对西方电影节的话语依赖）0，当然，到底需不需要互动和对话，当然可以不。如果认为独立电影制作是公共事务，评论就必然地要与此事务达成契约，否则只能视作评论的不在场或评论的非公共性。这与评论的功能直接相关。具体下面议。

（二）评论的几种状况

1，学术消费：不少大学开设了独立电影文化研究的院系所，部分传播学院也将独立电影纳入“新型学术”范畴，由此，官方机构的年检标准（主要是量）促进了这种评论的生产；

2，传媒消费：鉴于独立电影处于电影和艺术的潮流区域，社会文化生产对这种形态有评论需求；这类大多是大众文化评论；而且，这类电影评论家有突然壮大的趋势，他们为网络社区供应了大量感受性消费，是普及独立电影文化特别是“有品质的文化消费”的主要生产者；

3，精英消费：当独立电影成为某种政治任务的有力媒介时，它的传播功能在政治社会学层面刺激了话题生产，由此成为精英知识分子内部消费（是否为阶层消费待议）的视觉产品，生产的评论大多存在阐释过度的问题；

4，青年消费；满足文艺青年的文化需求，譬如反抗、拒斥、挑战、攻讦等等需求，此为青年亚文化范畴；

5，对话生产：这类评论对独立电影制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试图对作品的美学、政治学、社会性有较系统的对话建设，目的大体是要促发独立电影与社会的对话，达致“作者-作品-评论-社会-作者……”生产系统的健全发展或反思进程。这类评论家屈指可数，譬如王小鲁等几人（我个人甚至认为现象网的关闭多少会影响到泥巴等一批评论家在系统和纵深上所需求的更多个案的观察）。而且在现实中，他们承载着很大压力，与独立电影一样，在生存和写作的过程中有类同。同时，这类评论家的稀缺正好说明了独立电影批评现状遭受质疑的问题所在。因为这类评论太少，而且这类评论似乎也没有照顾到全局，而且这类评论的确因为局限的几个人的自身视野而限制了评论视野的拓展。

（三）某些制作对评论的几种态度

1，努力欢迎评论：关注度不够，需要更多评论和传播，推动社会对话的进程；

2，拒斥“不在场”的评论：对缺失话语批评能力——无法建立有效对话——的言论、特别是对作品持个人性批判态度的言论，基本是排斥的，间接呈现出此类制作对评论的“服务”功能的需求；

3，怀疑“在场”的评论：评论生产了似乎具体可触摸的文化地理版图，具体评论家的个人视野局限了他们与某些作品和作者对话的延展，由此易于使得这类作品和作者的文化权力难以达成某个话语版图；作者追求文化话语权力的努力是一种可贵精神的体现，不能单纯地视为一种贪欲，而是文化版图需要更多多元的话语和作品来建设，这对评论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他们话语的“公共性”自身要进行伦理反思；

4，对学术的矛盾：学术能梳理制作与历史、社会的联系，但学术“不在场”的严重滞后，以及学术的西体中用的形式美学的嫁接，都限制了对话的可能性；

0，

评论体系自身的话语需要重建，或者他们自己需要一个批评体系——关于评论家的自身批评体系，或者他们还需要一个电影分级制的尝试（我如此说是对评论的歧视，因为我认为的确太多评论缺失基本思考），这属于评论体系自身的问题。

（四）制作和评论可以存在不互通的局面（资讯如此发达、要做到非常困难），完全可以自说自道，这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评论家无法展开工作的状况、作者因为个人原因无法明晰表达也不愿达成作品之外的表述的状况等。甚至可以完全不互通，将“作者-作品-评论-评论家”置于一个表面孤立的博弈体系中，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

（五）自由市场的消费将消弭某些类阶层的差异和歧义，在自由市场上，权力/话语建立在消费力指标的制度中，而这一制度取决于自由市场观看的需要，这一点张献民的《观看：持续与平等》已超前，是一种消费行为学的分析。

（六）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今年云之南影展上有观众（可能是评论家或写论文的学生）质疑作者强烈地排斥观众的参与，认为作者们的不开放和封闭性造成了话语的“独裁”。特别是近年来针对徐童作品的“社会道德”及写作伦理的辩论，分明地呈现出一个浑沌的趋势。我想这种趋势的源头在于：独立电影作品一定程度上辈认同为“作者+作品”的综合系统。当然，这个系统不能是的作者从作品道德中脱离出来。鉴于纪录电影的作者-作品的某种“互文”特征的设定，作者对其作品道德应该“负全责”，学术研究似乎不是很愿意从“社会道德”方面和美学方面分头展开，而是要一股脑地纳入。由此反映的是我们的社会话语的需求：他们需要某种正义的声音。当然，徐童作品并不是某种“不正义”的声音，而是他触及到了我们变形的知识社会所需求的“底层政治的正义”。

（七）底层与基层底层是一个意识形态自我设置的阶层定义。这种设置是社会现象的某种观察结果，但更多是政治诉求。我本人更愿意取基层一词。因为底层从学理上排斥理性话语，而自认为是理性话语代言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精英领袖们，易于在底层中发现社会痼疾的本质所在。但社会并非总是处于静止的观察之中的，它的衍生和变迁会被偶然的政治动作牵制，社会存在缓冲和消弭阶层话语差异的多种外围因素（民族主义等）。而想在可能层面上发展我们的话语能力，首先从示弱的假定中正视法理的认同，回到基层的本质上来，不要一方面我们是神圣的公民，一方面我们又集体迷失在底层。鉴于这种底层的数亿规模，因此放置在基层的认同上，兴许能给自我尊严的重构提供部分学理的力量。关于底层和基层，以后具体再专门写个文章说明。

（八）我的发言是强调了福柯以来的理性话语的自我迷失和现代性自身遭遇的“无理取闹”的戏谑。显然理性话语不是一种普适的价值。因此，对于制作和评论的辩论，是个历史行动，它不可能终结在某个叙述中。我们将这样一些意见分享出来，重在刺激一种辩论的持续，并希望这种辩论成为未来独立电影聚会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更何况几个人的签名只是几个人的声音，只能代表几个人，因此，这个宣言也可视作为一个“话语群体事件”。